羊楼洞背靠两个山口，沿西南和西北方向，又有两个宽窄不等的平衍走廊，是茶叶生长的集中地带。
清人叶瑞廷《莼蒲随笔》中有，“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于邑西乡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道光年间，汉口茶商刘峻周奉旨，从羊楼洞松峰山连根带土取走茶树万余株，随俄国大使到黑海沿岸开辟茶园。至今，在格鲁吉亚黑海沿岸，许多人仍在说着“刘茶”的故事。
1973年，距羊楼洞10多公里处的新店镇出土了一件东汉青瓷贴花小碗，考证为茶具，赤壁市地方史专家冯金平说：“这说明，赤壁早在东汉就有种茶、饮茶的习惯。”
探访
800多年 1500余米
年久失修，这条小街如年迈的老人。
从松峰山向东北走，一条新铺的公路将我引入羊楼洞古镇。说它是古镇，是因它还存有一条一街三巷、长1500余米、宽约4米的明清石板街。这条古街有近800年历史，街面沿小溪松峰港布局，房屋后院临水，大门面街。
这里的房子像岭南的骑楼，有宽大的出檐，还有独特的“天斗”——在天井上加盖带玻璃的屋顶，并装有活动门，既能挡雨，又把天井的空间扩充至室内。
但独特的建筑形式并没让当地居民引以为傲，年久失修令这条小街如年迈的老人，失去了往日容颜。
一些老房子被推倒，变身新式楼房。老街不远处，“和谐小区”新近落成，不少人搬往更适合居住的新环境。然而，“如果人搬离了老街，只能加速老房屋木质结构的腐朽”，当地人这样告诉我。
先人的法则：广置房产
无屋则无（茶）客，无客则无财。
在羊楼洞最大的“雷”姓宗族的后人雷敬先家里，我见到了一个没有铺号的砖茶的照片。
雷敬先父亲的爷爷曾在砖茶厂做账房先生，留给后人一块砖茶，这还是去年雷敬先清理老房子时发现的。
当地相传百年以上的砖茶价值连城，雷敬先的孩子准备拿到央视《鉴宝》做一次价格鉴定，将砖茶带离了羊楼洞。
在雷氏族谱中我发现，家境富裕的人在当时并非购置土地，而是广置房屋。雷氏族谱中就有“凡业茶行者，屋宇即其资本”的说法。房屋十分高大宽敞，一色用三六九寸青砖做到顶，并铺有地板，供茶厂做拣茶和堆放、凉茶叶之用，收取租金。
咸丰五年，羊楼洞茶行屋均毁于战火。战后，各家族又开始重建行屋，更有人因资金不够而向当铺贷款，真正践行“无屋则无（茶）客，无客则无财”这句话。
当然，正是羊楼洞先人们兴建房屋的热情，才留给后人一条1500余米的明清石板街。
1913年的“经济开发区”
市场扩大了，技术提高了。
据同治《蒲圻县志》记载，羊楼洞直到同治年间仍属洪石团，“团”在清朝相当于现在的乡，也就是说羊楼洞在同治年间至多是个乡村集市。
1913年，蒲圻进行乡制改革，在羊楼洞设立峒自治区，由县佐代替过去的巡检，羊楼洞一跃成为“经济开发区”。
羊楼洞的迅速发展，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商业活动始终分不开。五口通商后，充当洋行买办的粤商涌入羊楼洞收购红茶，此时羊楼洞所产红茶可经新店河和长江直接运往上海，市场被大大开拓。1850年，仅粤商在羊楼洞的茶号就增至70多家，年制红茶达30万箱。之后发展规模更大，如1863年起，俄国人李特芬诺夫深入羊楼洞茶区，“招人包办”，监制砖茶，俄国商人先后在羊楼洞开设顺丰（1863年）、新泰（1866年）、阜昌（1874年）等茶庄，共有资本约400万元。茶叶贸易鼎盛的时期，砖茶产量上升到1700万斤。交易量的增加令羊楼洞专制红茶的茶号多达上百家。
不但茶厂数量增加，砖茶制造工艺也有了改进。俄国商人为满足欧洲市场对高品质砖茶的需求，在羊楼洞开办茶庄，选用精选青茶并引进蒸汽机压制加工“米砖茶”，“牌坊”即为最精品的标志。
毁于战火
沦陷，让在此经营了近一个世纪的晋商不得不离开。
羊楼洞原有座将军寺，毁于“文革”。人们正在距原址500米处重建。我在寺内发现一张制于1995年的手绘地图。上示，沿街商铺和周边茶场，还有育婴堂、商会、教会、小学、汽车站、电报局等，其繁华已超过县城，有“小汉口”之称。
新址工地上，挖掘机不断挖出青砖小瓦的残片。手绘地图告诉我，这里原是所茶厂。可惜，它几乎毁于抗日战争。
1938年9月，千余名日本骑兵从崇阳进入羊楼洞，占领茶厂。他们将战马拴在茶厂的木柱上，将支撑茶厂的木柱拆下来砍柴生火，煮饭烧菜。11月中旬，日军放火烧毁羊楼洞观音口至湾上沿港两旁房屋上千间，拆毁栗树咀茶坊街全部房屋。在当地老人们的记忆里，这场大火烧了近一个月。当时的日军彻底断送了山西茶商的命脉，仅存的“聚兴顺”、“义兴”等茶庄也被日本掠夺，成立了“制茶株式会社”。
沦陷，让在此经营了近一个世纪的晋商不得不离开，从此茶叶产量锐减，每年仅维持在5－8万担之间。
变迁
俄国茶商的生产路
汉口一度是“茶都”
翻遍羊楼洞，我没能找到当年俄商李特芬诺夫旗下的几大茶庄遗址，不想回汉后，却意外发现了他在武汉经营茶叶的重要遗迹。
在汉口的沿江大道和黎黄陂路的交叉口，一座像巨轮的酒店吸引了我，走在甲板上，一边的黑色石板写着：顺丰洋行旧址，始建于1873年，系俄商李特芬诺夫创办，从湖北羊楼洞迁址于此，主要经营茶叶，为武汉市第一家外资工厂。
沿着黎黄陂路走，与洞庭街交叉口的右侧不远处，一幢具有典型斯拉夫风格的俄式别墅映入眼帘。三层砖木结构，外墙红砖清水墙，“凹”型的房屋主体，整面墙大小的玻璃窗，左右两侧延伸拱券门洞的游廊……处处流露着俄国贵族的气息。
房屋的修建者李特芬诺夫恐怕没能料想到，百年之后，这里已经成了年轻人汇集的酒吧，曾经神秘的茶香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醉人的酒香。
1861年，这位衣着怪样的俄国年轻人不远万里来到了湖北羊楼洞开始经营茶叶。
茶叶在当时的俄国已经不再是贵族的专属，日益成为普通百姓的饮品，砖茶在俄国的需求量猛增。羊楼洞依然是个小镇，砖茶生产依靠传统手工作坊，愈发不能满足出口需要，再加上砖茶在汉口不过六七两银子的成本，但在彼得堡每担茶砖可卖到260卢布，贸易差额之大，也让李特芬诺夫考虑扩大生产规模。
顺丰砖茶厂雇佣中国工人八百名，自行发电，日夜开工，三部蒸汽水压机将制成的茶叶挤压为块状，制成青砖茶、红砖茶和茶饼等等。
蒸汽机器加工砖茶令中国茶商们陷入一种危机，中式的砖茶生产作坊遭到外国工业化生产的竞争威胁。
除了引入机器制茶，李特芬诺夫还在长江边开辟“顺丰茶栈码头”，作为产品运销的专用码头，这是汉口长江边上第一个工厂专用码头。
在武汉市现存的文史档案里，没有资料显示这位俄国茶叶富商在汉口的生活状况，但有零星资料提及他所开办的顺风茶厂属于当时的纳税大户，说他经常携家眷，参加租界内达官富户举办的聚会。
在黎黄陂路一带行走，你会发现这里有着太多的俄商留下的痕迹：V形的巴公房子、俄租界巡捕房旧址、俄国人开的 “邦可食品店”、鄱阳街83号的俄国东正教堂。
19世纪末的汉口成为茶叶主要加工和贸易之地。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到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到1894年，由汉口直接装运出口的茶叶为14.7万担，其中俄国人占去了总数的85％。汉口的茶市，几乎被俄商垄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