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文章说，人在三岁以前是没有记忆的。本人认为这个观点不是绝对的，最起码用在我身上是不对的。我至今还清清楚楚记得我三岁前的一天发生的事情。下面我就来跟你们说说那刻骨铭心的一天。因为妈妈小时候读过私塾，虽然学历不高，但也算是读书人，十五岁就在小山村里当了老师，给村里孩子扫盲，成了有薪水的人。塞翁得马，焉知非祸。就是因为有了“老师”这个的头衔，文革期间被打成了“臭老九”停职停薪，后来被安排在腊里山电排站食堂当了伙夫。于是有了我记忆的那一天的故事。因为妈妈要挣钱养活我们，我出生后一直是跟着外婆的，内心实在渴望跟妈妈在一起，我想，这应该是每个孩子的愿望。这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大概是六十年代末的一个初春的下午，我当时只有两岁左右，走路还不利落，穿着棉衣棉裤更是显得笨拙。妈妈在食堂烤了一片红薯（本地叫“苕”）和一只通红的弯曲着的河虾，问我要不要吃。这话问得可笑不？你想想，我还是个孩子，正是馋嘴的年纪，能不想吃吗？但是妈妈说了，吃这两样东西会有不好的后果，小孩子吃苕会变成苕货（傻子），吃虾会变成虾公（驼背）。这两种后果都不是我想要的，太让我纠结了。我立马想到我的六爷爷是个虾公，真的像是背上扛了一个尖底的锅，睡觉都是弯着的，好难看。所以我不要吃虾。我还有一个傻傻的堂舅，二十多岁了还老被人欺负。他丑陋的样子让孩子们害怕，但是我却喜欢他，因为他喜欢陪我玩，在外面还护着我。这样想想，心里好像能接受变傻一点的后果。于是选择了那片苕。毕竟苕有一大片，能多吃几口，河虾让妈妈吃了变成“虾公”算了，我还狡猾地偷笑了。妈妈一下就看破了我的小心思，说，大人不会再长身体了，所以吃了不会变成虾公。好吧，这样分配蛮好的。

拿着这片红薯慢慢啃，一个人就在院子里玩开了。东遛遛西逛逛，走到妈妈宿舍门口，红薯也啃完了，就想着去妈妈房里找东西玩。我清楚的记得，那是一排平房，有长长的走廊，走廊外有条排水沟，那条沟大概五寸宽，一尺深。屋顶正在融雪，滴滴答答的雪水已经快填满了小沟，我只要跨过去就能走到妈妈的房间。我想我是能跨过去的，因为我看见大人们都是轻松地迈腿就过去了。于是，我歪歪倒倒的抬起了一只脚，偏偏就差一点点，我还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只是脚尖沾到对面，重心无处安放，半个身子掉进了水沟，而且被卡在沟里，爬不出来了。冰冷加上恐惧，我只能发出最大的哭声来求救，心里想着，果然不能吃苕。院子里除了我根本没人，食堂在很远的地方，妈妈根本听不到。又冷又怕，我在瑟瑟发抖，在我哭得快没有力气的时候，妈妈来了。她不是听到哭声找来的，而是半天没见到我才找来的。妈妈一把将我从沟里拔出来，嘴里还说：“变苕了吧！变苕了吧！”

妈妈在食堂打来热水，扒光了我湿透的棉衣棉裤，给我好好的泡了个热水澡，把我塞进了被窝。就着热水把我衣服洗了，拿去食堂灶上去烤干。妈妈的宿舍很简单，一张书桌在窗子下面，边上紧挨着的是张单人床，一把椅子放在桌子前。我光溜溜的卧在妈妈的床上，雪白的蚊帐罩着，很有安全感，暖暖的被子有一股淡淡的妈妈味道，我把头挨着红色的枕巾，一缕阳光从窗口斜斜的照在蚊帐上，慢慢的移动着，我盯着…盯着…，进入了梦乡。再醒来时，是妈妈打来晚饭叫醒的我，因为我没衣服穿，只能裹着被子等妈妈喂。吃完了继续窝在被子里，等妈妈讲故事催眠。我的衣服一整晚搭在热乎乎的灶上，直到第二天完全烤干了才穿上。这是我有生以来遇到的最恐怖的事情，因为太恐惧，所以我记住了这一天，并且时时想起来。本来不晓得是不是三岁以前发生的，但是，那快苕并没有把我变“苕”，而且现在我还是喜欢吃苕。我仔细回忆了当天的情形，并认真推理了一番，种种迹象表明，确实是在我三岁以前发生的事。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我弟弟，我比弟弟大两岁零三个月。如果有出入，那就是妈妈记错了我们的年龄。所以说，你们不记得三岁以前的事情，那是因为三岁以前你们没亲身经历恐怖事件。

来源：赤壁市女作家协会

作者： 田红梅